電影 - 此時此地看《美國女孩》

《美國女孩》，故事是導演阮鳯儀改編自自己的親身經歷。

電影的設定是家庭劇情片，不是有什麼偉大的故事，就如同尋常家庭中的生活片段，但又淡淡滲出一種戲味，有其動人之處。

2003年，原本已移民美國洛杉磯五年的莉莉，帶著長女梁芳儀和幼女梁芳安，回來台灣治療乳癌，與隻身留在台灣的丈夫梁宗輝一家團聚。

家中各人承受來自各方壓力，癌症治療，經濟，工作，學業，適應環境，成長等。

莉莉和梁宗輝，兩夫婦沒有因為久別而慢慢生活得更加融洽，反而在種種壓力之下，更多爭吵和角力，關係越來越差，可能步入離婚的邊緣。

長女梁芳儀在學校，面對新環境新同學不好受，因為常說英語，被同學戲言稱她為”美國女孩”。她仍然十分嚮往美國那邊的生活，其中一個很大的興趣是騎馬，在回到台灣後不可以做。電影花了不少篇幅描寫，我相信是一種影射，馬代表昔日自由自在於美國生活，與回到台灣加上母親治療癌症後的生活，家庭中充滿壓力，成為強列對比。梁芳儀沒有因為母親患癌病而加倍關心，反而十分不體諒，多次要求回到美國生活，可能加上青少年的叛逆心態，在Blog出發了文章 - I hate my Mom。

幼女梁芳安因為發燒，要留醫院隔離，有可能患上SARS肺炎，家庭如陷入萬劫不復之中。

一個夜晚，長女梁芳儀和父母鬧翻，奪門而出，乘車至進到一個馬房，想為一匹白馬套上繩出去走一回，但白馬沒有讓她套繩，幾番嘗試不成功，最後梁芳儀大哭。這一場戲看似有一些奇怪，相信有別象徴性意義。一是白馬代表昔日在美國的生活，因為現實種種因素，她不是一廂情願就可以去捉緊。二是白馬代表是年青人的她，她自己代表母親，母親想用自己的一套方法捉住她，其實辦不到 ..... 此片段可能令她開始有覺悟。

最後醫院證實，幼女梁芳安所患的是感冒肺炎，不是SARS肺炎，不用留院，可以接她們回家休養。一家人團結起來，都同心為幼女梁芳安著緊，家庭再次見到署光。

電影尾段一幕，長女梁芳儀與母親和好，親密地談及過去童年時候一段對話，提及如果有下一世，想做那一種動物，梁芳儀表示想做馬（觀眾應該可以估到），母親表示想做男人 ...... 好像風馬牛不相及，又好像一種回音及釋放，莉莉身為女性患上乳癌，作為妻子與丈夫關係差，作為母親為女兒操心並關係緊張，曾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掙扎，最後好像感受到女兒就如知心朋友，這一幕戲如一種心靈治療。

一點感想

一個台灣家庭移民美國，一大部分原因為了子女將來，又因為治療癌病而回到台灣，各人要適應新生活和身份認同，夫妻關係，父母和子女的關係，家庭中面對很大壓力，到幼女入院及懷疑有可能患上SARS，我一面看電影，充滿無力感，都有一種接近絕望邊緣的悲劇感覺。

我們有沒有去接受並看完悲劇的勇氣？最後幼女被證實不是患上SARS，到一家人再次和好，只要堅持下去，最後見到希望，見到署光。

此片在台灣受到很多正面回嚮，拍出了千禧年代的青少年，和家人相處及成長中的壓力，一家人需要去愛和被愛，青少年需要關懷和諒解，觀眾有共鳴，哭濕了口罩。

電影的時間設定是2003，當時在經歷SARS .....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天，此時此地看這電影如一面鏡子，我們再次經歷疫情 Covid-19，不少香港人正在安排或經歷移民，電影帶給我們的時空，如一部啟示錄，多了一重意義和想像。

我最近亦看了《長津湖》和《喜歡妳是妳》，見到不少極端的評價。

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型式，吸引我之處是提供了許多想像的空間的可能性，反思自己，反思人生，反思世界，看電影不單單是看最外面的表層。

電影是一個幻想世界，不是一套紀錄片，不是一個既定而刻板的框框。我們可以開放自己，否則觀眾成為導演，每每要求一個絕對化的結局去乎合自己，例如：蝙蝠俠應該報警而不是自行去警惡懲奸，壞人應該被拘捕坐監，就窒息了電影創作的空間，最後損失的是觀衆自己。

參考文章

不談投資，談電影《智齒》，放下執念，死亡視覺美學的追求

哲學與投資 (7) 《遺愛》，看悲劇，時間，空間，意義

哲學與投資 (1) 《複製人徐福》，發問的勇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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